由“旅游十”引起的三点思考

　　近日，国家旅游局李今早局长著文《开明开放开拓，迎接中国“旅游十”新时代》(2015年8月21日《中国旅游报》)，并以《加快从旅游大国向旅游强国迈进》为题发表在2015年09月16日《人民日报》，(以下简称《李文》)，引起旅游界热议，其核心是对旅游产业特征的认识、旅游业与其他产业和部门之间的关系。

　　《李文》说：“‘旅游+’是指充分发挥旅游业的拉动力、融合能力，及催化、集成作用，为相关产业和领域发展提供旅游平台，插上‘旅游’翅膀，形成新业态，提升其发展水平和综合价值。在此过程中，‘旅游+’也有效地拓展旅游自身发展空间，推进旅游转型升级”。这里着重讲旅游业对其他产业的拉动、催化、融合作用，同时也讲相关产业对旅游业开拓发展与转型升级的辩证关系，笔者基本同意。

　　李文提出，“‘旅游+’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一种新的生活形态、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态、一种新的先进生产力”。中国国家旅游智库秘书长石培华先生《解读“旅游+”》文章(2015年8月28日《中国旅游报》，以下简称《石文》)，指出“‘旅游+’是以旅游业为主体和主导的‘+’，‘旅游+’的本质实际是相关产业和领域发展的旅游化”，并由此断定“已经从利用相关资源的‘+旅游’，跨越到以旅游为主导的‘旅游+’新时代”。这值得探讨了。

　　一、旅游业与相关产业的关系

　　旅游业的内涵与外延是旅游业界一直关心的问题。2000年，本人应国家旅游局之邀，为编制全国“十五”旅游发展规划提交的《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提出，旅游行业是以行、游、住、食、购、娱为主要环节的行业链。旅游产业是指旅游和为旅游直接提供物质、文化、信息、人力和智力服务和支撑的行业和部门的总和，旅游产业不仅包括为旅游业提供商业、信息、咨询、气象、人才、管理等第三产业的众多行业和部门，还包括为旅游业提供物资供应和支撑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众多行业和部门。其中属于一产的农、林、畜牧和渔业的相关部分共5个;属于二产的食品饮料加工制造、服装制造、家具制造、文体用品制造、工艺美术品制造、土木工程建筑、装修装饰、煤气电力自来水供应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器设备制造、电子通讯器材制造等行业的相关部分共30个;属于三产的航空、铁路、公路及水上运输、邮电通讯、公共服务、居民服务、娱乐、饮食、零售、商业经纪与代理、批发、租赁、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管理、卫生、体育、教育、文化艺术、广播电影电视和气象、工程设计及环境保护等综合技术服务业的相关部分，从及政府机关的相关部门，如工商、公安、海关、边检等共41个，它们与旅游业互相配合、互相依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旅游产业是由旅游业和与旅游相关的众多行业和部门组成的产业群。(全文刊载于《中国旅游业发展十五计划和2015、2020年远景目标纲要(专题篇)》，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第39-45页，摘要收录于《旅游忧思录》上卷5-11页)

　　李文与石文中提出“旅游+”的重点领域文化旅游、乡村旅游、森林旅游、水利旅游、工业旅游、研学旅游、商务旅游、购物旅游、研学旅游、医疗旅游、养老旅游、健康旅游等，无一不是以文化、乡村(农业)、水利、工业、教育、商业、医疗等资源、行业和产业为基础，向旅游方面延伸、拓展、融合而成的，既是这些行业、产业新的产品形态，也是旅游产品的新形态。旅游与它们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有机融合，不存在谁“主导”谁、谁“化”谁的问题。如果非要说“主体”，笔者认为农业旅游的主体是乡村，工业旅游的主体是工厂，商贸旅游的主体是商业，邮轮旅游的主体是航运业，铁路旅游的主体是铁道业，康疗旅游的主体是卫生保健业……，不能倒末为主。同时，这些资源、行业和产业虽然程度不同地与旅游聚合，但各自仍然存在，旅游服务只是它们新增生的功能之一，根本不可能被“旅游化”。以森林业为例，林业的主体功能是生态环境保护和养育、生态知识的普及、木材和其它林产品的生产，提供游憩、休闲和旅游是林业的延伸产业与功能。

　　李文断言，“推进旅游+交通，迎接汽车时代、高铁时代、低空时代”。世界旅游发展史告诉我们，19世纪蒸汽机的发明与运用，诞生了火车与轮船，欧洲才出现了第一个组织旅客长途旅游的旅行社，其后又出现了跨洋过海的赴美洲的旅游团，近代旅游业由此诞生。20世纪中叶，喷气式飞机的出现与运用，跨国旅游、洲际旅游才得以快速发展。汽车的普及使自驾游流行起来，飞机的普及产生了低空旅游、低成本航空旅游。汽车、轮船、铁路、飞机等交通工具不是专为旅游创造发明的，它们的出现推动了旅游发展，同时旅游需求又促进了它们的发展。交通的发展水平决定了旅游的地理空间、旅行速度，决定旅客的规模和旅游的质量。反过来，旅游的需要也推动了交通的发展与改进，游客市场成为交通运输业的第一市场，并推动了旅游列车、邮轮、汽车和飞机的生产，可以说是交通与旅游的互动。

　　旅游与信息也密切相关。旅游是人群的异地流动，离不开信息的连通。19世纪电报、电话的发明和使用是世界第一代旅游的信息联络工具;20世纪传真的发明和使用是第二代旅游信息联络工具。改革开放后涌现的旅行社往往是靠一部电话机、传真机起家的。时至今日，互联网的发明和推广更便捷、更广泛、更多的方面改变了旅游信息的传播与运用。《李文》指出“推进旅游十互联网，用信息化武装旅游”，后半句结论完全正确，旅游与互联网的关系是“互联网十”，即“用信息化武装旅游”，推动旅游建设、管理、经营、服务等各个环节信息化、智能化(但不是“智慧旅游”—笔者)。对旅游企业而言，“互联网十旅游”催生了一批旅游在线服务企业，如今生龙活虎地闯荡在旅游服务的舞台上，正在向线下服务延伸;与此同时，传统的旅行社、酒店、景区、餐饮、娱乐、购物等企业在游客需求和在线服务企业的双重催逼下向线上接轨，属于“旅游十互联网”。线上服务与线下服务的融合是必然的趋势。时下线上与线下企业合纵连横、纵横捭阖，时友时敌、惨烈撕杀，但他们的兴衰存亡最终取决于如何解决线上与线下服务的一体化、旅游体验的优质化。传统服务与现代科技对接，智能工具与人工服务融合，正在开创“互联网+旅游”的新境界、新天地。

　　从邓小平指出的旅游是个“综合性行业”，到习总书记总结的“旅游是个综合性产业”，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对“综合性产业”应作两方面理解。一方面要充分肯定旅游业对众多相关行业、产业的拉动、融合、催化、集成作用，有个通俗的说法“旅游兴、百业旺”，可以用“旅游+”来表述;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旅游业对众多相关行业、产业的依托、依存和依赖性，旅游业的发展、升级离不开各行各业的支撑、推动与配合，也可以说“百业兴、旅游旺”，可以用“+旅游”来表述。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都不能在实际工作中正确认识和处理旅游业与相关行业产业的关系、旅游部门与相关部门的关系。

　　新近发布的国家标准《国家旅游以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2015)》具体化为“旅游业”和“旅游相关产业”两大部分。“旅游业是指直接为游客提供出行、住宿、餐饮、游览、购物、娱乐等服务活动的集合;旅游相关产业是指为游客出行提供旅游辅助服务和政府旅游管理服务等活动的集合”，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行业代码一一相对应，逐层细化为第一层11个大类、第二层27个中类、第三层共67个小类。不妨把这个国家标准看作是对旅游产业综合性的规范解读，从中看出旅游之“河”源自何处、流向何处。

　　二、旅游业与“五化”、“五位一体”的关系

　　《李文》从旅游业具有综合功能优势出发，提出有效对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国家战略出发，指出“旅游+‘五位一体’建设大有作为”;从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生态化发展大局出发，指出“旅游+五化发展战略建设大有作为”，对深化认识旅游业的功能和意义，提高旅游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十分给力。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表示认同。

　　在肯定旅游业推动“5体”、“5化”建设作用时应需指出，如不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不遵循自然生态规律、行业规律和经济规律发展旅游业，也会对“5建”、“5化”带来某种负面作用，旅游业并非是“无烟工业”和天生的和谐产业。在自然风景和生态资源开发中，如盲目或过度开发导致生态环境与资源的破坏;在文化、民俗和宗教旅游发展中，如过度商业化、庸俗化会损害、污染社会环境;在旅游项目开发中，如不能正确的把握市场供求关系，受政绩或利益冲动盲目建设，会导致经济损失、资源毁坏;在旅游发展全过程中，如不能兼顾政府、企业、居民、服务者和游客等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会伤害部分群体的感情和利益，引发社会问题;在出境旅游中，如不遵守目的地的法规礼仪、不尊重目的地的良序民俗，会损害国家形象，对民间外交产生负面影响。上述现象虽非主流，但也非个案，不能掉以轻心。

　　作为贯彻“旅游+”战略的实施环节，近日国家旅游局发起开展“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划定了考核的6大指标(旅游业增加值占本地GDP比重15%以上，旅游从业人数占本地就业总数的比重20%以上，年游客接待人次达到本地常住人口数量10倍以上，当地农民年纯收入20%以上来源于旅游收入，旅游税收占地方财政税收10%左右，区域内有明确的主打产品)。要求在全国2000多个县(市)中，“每年拿出10%的县来探索全域旅游，连续三年时间推进，这样就会形成600多个全域旅游发展的县”，并要求今年9月30日前将首批申报单位资料报国家旅游局，明年验收、公布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稍有一点旅游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世界上大概只有人口仅32万的马尔代夫等极少数小国，国内只三亚、丽江这样工业薄弱、商贸金融不发达的极少数城市，也许可以达到这些指标。但是这些指标对全国绝大多数市镇(乡)没有普适性，即使如桂林、西安、杭州等世界著名的国际旅游城市也未必能达到这几个指标。各地区应从本地的综合条件出发恰当地确定旅游的产业定位、确定产业指标，切忌一刀切、一窝风，旅游不可能都成为“支柱产业”、“龙头产业”，都能“种豆得瓜”(石文)。

　　国内外无数事例表明，旅游产业的综合性、依托性决定了其高度的敏感性。国内外宏观大局好，旅游发展就顺利;宏观环境遇到变故或突发事件，旅游就会出现波折。我国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2003年SARS肆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都导致当年入境旅游急剧下滑。泰国、韩国、埃及等国的经历也反复表明，对某个国家、地区和城市而言，任何重大的天灾、人祸都有可能导致旅游业的重挫;对以旅游为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的地区风险更大。在一、二产业比较薄弱、旅游资源相当丰富的地区，在全力发展旅游业的时候，更要高度重视旅游业的波动性，充分估量突发因素引发的严重后果，并准备充分的灾害防范和预案机制。

　　旅游对于相关产业的拉动作用也应具体分析。旅游对交通产业的贡献率最高，对商业(餐饮、购物)和文化产业的贡献也较显著，但对农业、林业、工业、水利、医疗等产业的贡献要作具体分析。

　　发展乡村旅游能促进农村城镇化、现代化，推动农业从一产向三产延伸，推动农民就地就业增收，提高农民的市场意识、文明意识，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成为亦农、亦旅的新一代职业农民，乡村旅游对发达地区是锦上添花，对欠发达和贫困乡村是雪中送碳，同时增加城市居民对“三农”的了解，密切城乡、工农关系，促进城乡公共服均等化 ，综合功能不可低估。但以经济价值而言，乡村旅游的经营收入只占整个农业总产值的—小部分。以国家旅游局公布的数据测算，2014年全国“农家乐”超过190万家，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乡村旅游特色村10万个，约为全国自然村总数的5%;全国农民总收入约6万亿元，乡村旅游营业收入3200亿元，约为农民年总收入的5%。

　　近日李局长就发展乡村旅游问题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提出 “乡村旅游已经成为农村扶贫开发的主渠道”、“旅游扶贫是产业扶贫的主要方式”。从全国来看，乡村旅游发展较好的大多是大中城市周边、社会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可以说乡村旅游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渠道之一，但并非是“主渠道”。至今仍是贫困地区的“老少边”地区，如大别山地区、大秦岭地区、云贵山区乡村旅游还在起步阶段，由于远离大城市群，目前不具备大规模开发的主客观条件。

　　各地农村是否有条件开发、何时开发和如何发展乡村旅游，必须因地制宜、逐步推进，不能下指标、赶进度，不能“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让农民自主选择最适合自己和家庭的脱贫致富方式。如果用“旅游扶贫是产业扶贫的主要方式”、“主渠道”的思路去贫困地区推行旅游开发，一轰而上、遍地开花，结果会劳民伤财。旅游扶贫这种方式只适用于部分地区、部分农村、部分农民，并不具有普遍性。今天即使在乡村旅游比较发达的地区，也不是家家户户都从事旅游接待。

　　开展森林旅游是林业产业转变生产方式，从一、二产业向三产拓展的一个战略性举措，林业工人既植树护林又开展旅游服务、拓宽就业致富渠道，既保育了生态环境又扩大了生态知识的宣传。国家林业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全国森林旅游游客9.1亿人次，占国内旅游人数的25.2%;创造社会综合产值6500亿元,占国内旅游消费的21.4%，对旅游业的贡献突出。同年全国林业产业总产值超5万亿元，森林旅游社会综合产值约相当于林业总产值的13%，成为林业的强劲增长点，发展潜力无限，但实际份额不高。

　　我国的工业旅游还处在起步阶段、前景无限广阔。工业旅游激活了工业资源，有的抢救了工矿旧址、废墟，传播了工业生产、发展历史的知识，成为工厂企业文化建设、传播企业和产品品牌的新渠道。但是并不是所有地区的所有工矿企业都可以或都适合开展旅游。工业旅游的社会功能大于经济价值。以经济效益而言，即便开发了工业旅游，无论从全行业层面还是企业层面，旅游收入都是不可能与其工业产品的价值相比拟。邮轮、游艇、缆车、房车、低空航天器、冰雪运动设备等旅游装备的发展为工业生产开辟了新市场，对调整优化工业结构、促进制造业升级转型的潜力不可小觑。但是即便如此，这些产品在工业总量中的份额总是有限。工业旅游与旅游装备业是旅游与工业的结合而衍生的产物，既丰富了旅游产品又拓宽了工业产品，难以主导与被主导、谁“化”谁来表述。

　　医疗健康和养老是社会建设的重要部分，健康和养老旅游方兴未艾。养老不等于老年旅游，中国的传统绝大多数老人在家庭与社区养老，绝大多数养老院也设在城镇附近，去远地养老、或候鸟式养老的占绝少数。老年游客中候鸟式的异地养老在老年游客中占很小部分，三亚这样全年养老和季节性旅居养老目的地并不多见。养老旅游市场有待培养、老年旅游市场值得大力开发，但不可能用旅游使养老事业“旅游化”。

　　在宏观层面充分肯定旅游促进城镇要素发育、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同时，也要准确地估量不同地区的实际贡献。在三亚、丽江等旅游资源独特、一、二产业薄弱、本地人口不多的城市，旅游能成为主导产业，旅游及相关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会达到2位数，在这类城市规划与建设中以旅游业为主导推进“5建”、“5化”，可以用“旅游十城镇化”的公式来表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战略。但对大多数地区用“城镇十旅游”、“5建十旅游”、“5化十旅游”的公式似乎更合适。以往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往往只关注本地居民的休闲娱乐设施，而忽略游客服务设施建设。今后应兼顾居民与游客的需求，充分满足旅游发展的需求。但是对大多数城镇而言，不可能以旅游业为主导去规划、安排城镇建设，更不能以“旅游化”的目标去推进城镇化。旅游对地区GDP的贡献不能一概而论，不应、也不能把旅游GDP定格2位数的指标底线上。全国也应如此，该是多少就多少，不能人为低估，也不要人为拔高。旅游界同样要破除以GDP论英雄的惯性思维，如继续以旅游人数、收入、规模、占GDP比例等为指标开展这样那样的“创建”、“评定”，既不符合国家倡导的“经济新常态”的方针，也不利于旅游产业自身的转型升级、持续发展。

　　李文说，“‘旅游+’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一种新的生活形态、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态、一种新的先进生产力”。的确，在“互联网+”时代旅游业将在内涵与外延、业态与产品、规模与品质、体制与机制、地位与作用等各方面发生从未有过的革命性变革，无疑应以“开明开放开拓”的姿态，欢呼拥抱中国“互联网+旅游”新时代的到来。但是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永远是国民经济中服务业的一部分，即使其综合(或辐射、拉动)经济效益占GDP的10%以上，须知这个10%中本身包含其他一、二、三产业的成分，而不是“旅游”独创的;作为一种生活形态，将对人的休闲方式、素质、体质、幸福感产生深刻影响，但永远是休闲生活的一种方式，任何人的常态休闲活动永远是在其惯常居住地进行的，旅游占闲暇时间的比例永远只能是一小部分，旅游是一种间歇性的、短时间的、非常态的休闲方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旅游业将存某些方面改变旅游目的地的产业形态与结构、休闲设施与布局、对非常住人口的管理与服务，但永远不可能改变目的地的社会性质与基本组织形态;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旅游能充分激发已有生产要素的潜力与活力，创造新的生产力发展的领域与方式，尤其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新的空间，但永远不可能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主体或基础。

　　笔者以为，这句话应修改为：“‘旅游+’代表一种新的服务经济形态、一种新的休闲生活形态、一种新的旅游组织形态、一种新的先进生产力要素”。这样说，可能较为妥贴，旅游业内外的人也许可以接受。总之，在估量旅游产业的社会综合功能时，坚持“5建”、“5化”是旅游产业稳定、健康、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和生态基础，旅游发展依托于“5建”、“5化”，又服务和促进“5建”、“5化”，坚持“两点论”、避免片面性，方可摆正处理好旅游部门与相关部门关系的心态。

　　三、旅游与相关部门关系如何互动

　　提出“旅游+”决不仅仅是“理论创新”(石文)，而是要为旅游体制机制创新锁定方向。石文对此作了阐述：“‘旅游+’就是跨界，就需变革，‘旅游+’，往往是管理体制的空白点、是矛盾纠结的交织点，也是各种经营机制创新的突破点，更是推进深化改革的攻坚点”，点出了提出“旅游十”的真蒂。

　　的确，旅游行政管理体制如何适应旅游业综合性、跨界性的特点，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各国都在探索。纵观世界各国，大致有两个方面。

　　一是重视顶层安排，在中央政府(内阁)中设置更高层级的由多部门组成的旅游统筹协调机构，如日本的内阁观光政策审议会，韩国的政府旅游政策审议委员会，泰国总理府下设的旅游发展委员会，马来西亚由一位副总理主持的旅游委员会，美国的全国旅游政策委员会，德国联邦议会经济委员会下设的旅游委员会，巴西的国家旅游委员会，墨西哥的部际旅游执行委员会等，大多由一名副总理级的官员出面决策、协调各部门工作。

　　二是因国制宜设立旅游行政管理机构，从旅游行政部门的构成上促进部门合作、产业联动。在据笔者搜索，在全球191个国家与地区中，旅游与工商部门结合的有58个(大多在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单设旅游行政机构的有56个(大多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旅游与文化部门结合的有44个(大多在亚洲、非洲和欧洲)，旅游与交通部门结合的有15个(大多为太平洋岛国)，旅游与环保部门结合的有17个(大多在非洲)，旅游设在外交部门内的有1个(瑞典)。各国旅游管理体制的形成、变迁是由多种因素的决定的：自然环境、地理区位、资源特点、人文传承、国家政体、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等，既取决于国情，又取决于国家高层对旅游业的认知程度。(《各国旅游管理体制评述》，《旅游忧思录》上卷81-104页)。

　　2010

我国的高层旅游综合协调机构历经多次变迁，先后有中央旅游工作领导小组(1978年)，国务院旅游协调领导小组(1986年)，国务院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1999年)，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2014年)。，把发展旅游业的17个方面、79项工作，分解到党中央、国务院50个部门，是部际旅游协调的一种新方式

　　从2009年以来，国家旅游局先后与文化部、文物局、农业部、林业局、气象局、扶贫办、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等部门，以及中国农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联、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等央企签署了合作协议，或由多部门联合发布文件(如规范寺庙燃香、整治景区门票价格等)、成立专项工作组织协调机构也是部门合作的方式之一。农业部、国家林业局、水利局等也设置有主管旅游的相关机构。

　　笔者建议各级旅游行政部门可增设产业协调司(处、科)，或在现有的司(处、科)中增加产业协调职能，充分发挥旅游部门在市场推广、经营服务上的长处，与相关管理部门的专长相结合，共同开展工作。2011年，农业部和国家旅游局联合组织召开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验交流会，同年国家旅游局与国家林业局首次共同召开了全国森林旅游工作会议，举办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启动了联合编制全国森林旅游发展规划的工作，都是部际合作的有益探索。

　　部门合作、产业联动、业态融合是旅游业发展的永恒主题。旅游产业的综合性、依托性的特点，决定了无论是旅游资源与产品的开发，或是旅游目的地的建设完善，还是旅游服务的经营运行，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相关行业、部门的共同参与。在某种意义上，旅游业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产业，而是一、二、三产业和相关部门共同组成的综合体。开发与各部门相关的特种或专项旅游产品，应同时遵循相关行业的发展规律与旅游发展的规律，这方面旅游部门与相关部门彼此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旅游部门的长处是了解旅游市场的动态需求、旅游服务的规律特点和旅游营销推广，但在生物生态、海洋地质、农林牧漁、工商科技、文教体育、健康医疗等方面则是相关部门的专长。部门合作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优势互补、共同提高。旅游部门“不要有‘小马拉大车’的怨妇心态”(今年1月南昌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报告)，要摒弃大包大揽、越界操作的工作方式。旅游部门与相关部门要相互充分尊重各自的职权与特长，各类旅游新业态、新产品应由相关主管部门筹划、旅游部门协助配合，产业联动、业态融合的路子才会越走越坚实、越来越宽广。台湾休闲农业由农业委员会主管、森林游乐区由林务局主管、国家公园由营建署主管，观光局在旅游业务方面负有“辅导”职责、又不越俎代庖，这种方式值得借鉴。

　　在国家层面加强顶层统筹，制定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工作规则，使顶层协调制度化;旅游部门主动协调，凡是与相关部门有关之事，事前通气、事中联络、事后通报，使部门协调常态化。各地都已建立由地方主要领导负责的旅游决策协调机构，虽不是常设机构，但仍然发挥了对地区旅游业统筹协调的作用，应该坚持和完善这种组织形式，做到既不增加机构编制又实行统筹协调。

　　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地方尤其是县市旅游管理的体制，应倡导由各地自主探索，不宜“一刀切”，普遍推广“旅游发展委员会”。浙江许多县市建立风景旅游局，陝西省不少县市建立文化(文物)旅游局，有些地方建立文体旅游局、森林旅游局等都是因地制宜推进旅游与相关行业协调发展的一种管理方式。

　　今年1月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提出，“旅游业作为综合性产业和规模日益扩大的市场，在客观上越来越要求政府提供综合协调、综合治理的体制机制”。笔者揣摩，提出“旅游十”试图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理念支撑。石文提出的填补“空白点”、化解 “交织点”，找到 “突破点”，占领“攻坚点”，依笔者观点，加强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党政领导的决策协调，是破解这些难题的关键;旅游主管部门摆正心态、放下架子，主动与相关部门协调、为相关行业服务，是实现部门合作、产业融合的条件。旅游管理部门单方面扩编、增权，不符合中央关于行政机构瘦身放权、转变职能的方针，也非加强统筹协调、部门合作的良策。旅游产业无边界、产业融合无止境，旅游主管部门都要去伸手，可能吗?

　　(2015年8月底初稿、发博客，国庆节改定)